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当过海军陆战队队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改革年代则是戈尔巴乔夫的战友，第一批民主派……。这里刊登的是他即将出版的新书《记忆的漩涡》的片断。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从中国回来途经海参崴，我第一次听到他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讲话。当听捕鱼船船长讲到有时要将渔船装满四五次时，他暴跳如雷。原来是岸上的加工设备不足，只得将捕来的鱼倒回大海去再往上捞。每年的鱼汛期都是如此。赫鲁晓夫又是怒斥，又是威胁，用拳头敲打桌子。“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他咆哮着。训斥了当时在场的米高扬，又往莫斯科给马林科夫打电话，指示购买鱼类加工设备和专用船只……精力特别旺盛。船长高兴得合不拢嘴。事后我在莫斯科打听了一下赫鲁晓夫的指示落实得如何。原来是毫无动静。就我个人感受而言，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时代是怎么回事，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斯大林去世之前，高层领导人就重新瓜分了权力。马林科夫当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为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做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今后中央委员会也只搞意识形态和干部考查。似乎是个明智的决定。然而老谋深算的几位仁兄这次却完全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赫鲁晓夫只会老老实实地充当三驾马车的傀儡。其实从心理上去分析，不出错也很难。这不就是那个赫鲁晓夫吗？只要斯大林心血来潮，他就在“领袖”那孔策沃别墅中跳起戈帕舞，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其他人则一齐拍着手掌。赫鲁晓夫把大家都骗了。原来他更狡猾，更机灵、更有心计。
曾亲自聆听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人，如今已为数不多。由于报告的气势、重要性及其对体制的危险性，当时甚至都不敢公布，报告原文躺在档案馆里睡大觉达三十年之久。
我曾参加这次会议，坐的是楼座。赫鲁晓夫所讲的内容使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并且像战争中的杀伤弹一样炸成碎片。会场里是死一般地寂静。听不见一点坐椅的吱呀声、咳嗽声和耳语声。
眼前这一幕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会场里坐着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正是他们后来阻止了国内一切有进步意义的变革。赫鲁晓夫这时却正在援引一桩又一桩事实，一桩比一桩骇人听闻。大家在离开会场时都把头埋得很低。精神压抑是很厉害的。
我本人感到压抑，不知道该相信谁。要么该相信斯大林，一代又一代人都将自己的生命和希望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要么该相信新“领袖”，他正如此激昂慷慨和颇具说服力地大讲自己导师的罪行。内心深处似乎感到赫鲁晓夫讲的是真理，但是我害怕，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赫鲁晓夫开局不错，非常之好。也许对知识分子说来，这段时间不过是“解冻”而已，而对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民说来，这就是春天了。尽管阴雨连绵，毕竟是春天。尽管转瞬即逝，毕竟是春天。食堂里出现了免费的面包。看来这可以最形象地说明赫鲁晓夫的意图：他想让人们享受到和平与富足，却不明白富足安康只能通过公平的劳动报酬来达到。
政治上的解冻时期来临了。我的脑子里也开始打冷战。与朋友们的争论、同作家的会见特别有好处。朋友的范围不断扩大。有时去参加工业学院举行的诗歌晚会。我目前出现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然而二十大的敌人并没有睡大觉。1956年4月，也就是二十大开过才一个月，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秘密的致全体党员的一封信，信中警告说，超出范围地对斯大林之外负责大清洗的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点名批评是要负责任的。然而这封信仿佛“隐没”或者“淹没”在公众的讨论中了。1956年7月中央委员会再发一信，仍然无济于事。自发的、摆脱控制的非斯大林化渐渐地争取到了群众。作家们尤其积极。1956年12月19日，决定再向党组织发出新的第三封信。这封信用语粗暴，怒气冲冲，充斥着威胁的字句，恐惧之情溢于言表。
勃列日涅夫升任总书记之前的便条本、笔记本、台历都保存下来了。赫鲁晓夫每次讲话之后，勃列日涅夫都要写下“很精彩，措词精辟！”之类的话。后来查明，他并不喜欢赫鲁晓夫，却指望秘密机关会将这些赞美辞传到“头儿”的耳朵里去。
第一次“倒赫行动”是由斯大林的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以及“追随他们的谢皮洛夫”于1957年的七月全会上发起的。这次是朱可夫元帅救了赫鲁晓夫。他在救赫鲁晓夫的同时，也为自己签发了政治死刑的判决书。
然而斯大林复仇势力正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他们的时机终于来到了。1964年夏天，印尼总统苏加诺前往欧洲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一日。这天已是赫鲁晓夫休假的日子。晚上在多棱宫盛宴款待贵宾，赫鲁晓夫突然讲开话了。
“亲爱的加诺朋友，”赫鲁晓夫这样称呼他道，“今天我已经在休假，明天早晨就要飞黑海海滨。为什么要去，我也不知道。可是他们，”赫鲁晓夫指坐在餐桌旁的人，“全都劝我休息休息，养养病……加诺朋友，老实对你讲吧，我们这里并不是人人都赞成目前工农业的领导方法。也有人批评我，这我知道。没什么，等我回来再挽救不迟。”
然而赫鲁晓夫什么也来不及挽救了。10月14日当他从黑海海滨回来时，机场上迎接他的好像是米高扬、谢米恰斯内和“第九局”的几位工作人员。
“其他人都上哪儿去了？”赫鲁晓夫问道。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正在开主席团会议。大家都等您呢。”那边确实在等着，是等着撤销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这里我要讲讲我是如何成为“阴谋分子”的。10月12日傍晚，苏斯洛夫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并开始了一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谈话。令人产生戒心的是，我当时不过一个小小的处长，这样的人中央委员会里何止一百。苏斯洛夫却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我脑子里是一片胡思乱想。苏斯洛夫以低沉的、尖溜溜的嗓音说道，后天要举行讨论赫鲁晓夫问题的中央全会。会后关于会议结果的社论要立即见报。我的任务是写出社论的初稿。
这时出现了冷场。我利用这个机会问道：
“文章里主要写些什么？”
“多讲讲唯意志论、新的个人崇拜、国家头号人物有失体面的举止……您自己知道赫鲁晓夫都干了些什么，就写这些。明天早上我八点上班。您把手稿和打字稿都送到接待室来。”
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地点，心乱如麻。脑子里一片空白，杂乱无章……要出什么事，这可是涉及到二十大反斯大林报告的始作俑者啊。
我决定回家，上床睡觉，静下心来，我把闹钟拨至夜里3点，但没到时候就醒了，坐到桌子旁边。要写的话出不来，逻辑也没有了，文字平淡无奇，不过我还是挤出了15个打字稿的东西，基本上全是套话。8点钟，我已经到了苏斯洛夫的接待室。在进入中央委员会大楼时，两个人来检查我的出入证，其中一人显然不是克格勃的，存衣处的地上坐着军校学员。宫廷政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关于全会的文章直至全会结束的几天后才刊出。其中我初稿中的内容已所剩无几，不过苏斯洛夫的报告中我倒是听到了几个熟悉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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